考大學的時候填了社會系，媽媽問我那在學什麼？爸爸插嘴說應該是研究「趨勢」，又補充了「詹宏志研究那種東西」。當時詹宏志已經出版了《趨勢索隱》和《趨勢報告》等書，外界都說
他是趨勢磚家。
故事當然要從這間大學開始講起
考大學的時候填了社會系，媽媽問我那在學什麼？爸爸插嘴說應該是研究「趨勢」，又補充了「詹宏志研究那種東西」。當時詹宏志已經出版了《趨勢索隱》和《趨勢報告》等書，外界都說
他是趨勢磚家。趨勢應該是社會要研究的東西，聽起來還蠻理所當然。后來我并沒有讀社會系，讀了聽起來差不多的政治系，雖然很快也發現了政治系不是天天都在搞政治，但當時我想社會
系也不可能天天搞趨勢吧。 很幸運讀到一個有文法商理工農完整六個學院的正常大學，讓我雖然讀了政治系，但可以花很多時間悠游在各式各樣不同科系的課程中晃盪。研究所又考上一
個號稱要搞「科際整合」的所，博士班考上社會學研究所，但所下面的大學部卻叫做「人文社會學系」，在我的學習經驗裡，社科人文總是混淆一通，所以我生來對于人文社會科系的界線，
從來都摸不太清楚。
社會科學的分科與權力運作
從啟蒙時代開始，人文社會在科系上面就有稿度的重疊性。之前旁聽過林宗弘的課（政治社會學導論），他ABC堂就和我們分享他的世界觀，他說社會科學應該分成政治、經濟、社會與人類
學四個主要領域，各自以權力、成長、不平等與文化為主要關懷，然后被含括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脈絡之中，各自交織成不同的分支議題關懷。我檢視自己的學習經驗，發現人類學這塊異常
薄弱。我總以為人類學和考古差不多，卻常常忘記人類學也可以研究當代。
不過其實，社會人文學科的分科，本來就是一種權力運作下的產物。當代政府幾乎都以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為主要的官員甄補來源，社會學家相對少，人類學則是無人聞問。人類學是一門批
判性相當強烈的學門，但想想也有一度，人類學家也一度當過政府的鷹犬。比如來臺踏查的伊能嘉矩，是日本軍隊的一員；而日本人來臺之時，也因為統治需要而對臺灣人生活做了慣習調查
。享譽guoji的原住民研究者馬淵東一曾經服務于美國佔領軍，戰后他可以在戒嚴的臺灣自由活動調查，也拜于相關身分所致，中生勝美和吳豪人都曾經為文點出。人類學對這些事情的反省強
度非常大，也造成了今日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學術樣貌。
人類學者黃應貴回憶年輕時（1965-1975）在zhongyang研究院民族所遇見過李登輝，當時李登輝已經在農復會工作，為了搞清楚農民的實際生活情況，政府必須敦請人類學家出馬調查，所以李登輝
才到民族所諮詢人類學家對農村現況的意見。這和1980年代變成「六院士」（劉大中、蔣碩杰、費景漢、刁錦環、鄒至莊、邢慕環）等經濟學家一言九鼎的情況有相當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學
術與政治「一時風、一時船」的關系。
「現代化」的企求
在臺灣這樣的發展型，學術與政治權力走的如此親近，有人認為其實是戰后美式學術文化的全面席卷之故。美國這種學術的力量當然不只針對臺灣，還針對所有第三世界的。Carle
P. Pletsch具有綜觀性的的作品 The Three Worlds, 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Labor, Circa 1950-1975（1981）所談的，就是美國所擁有的「現代化」世界觀和其所帶來的價值。
在Pletsh的文章中，他認為現代化理論已經預設了一個價值，就是ABC世界的自由世界，才是人類真正的樂土，他雖然在和第二社會競爭誰才是既成長又穩定的好世界，但ABC世界的優越是
不證自明的，第三世界的發展中，都應該往ABC世界的方向走。這樣的世界觀有明確的目的論傾向，在這種世界觀下，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是一般性原則，而過渡時期的第二世界，應該歸
給區域研究的領域關懷，人類學則注定要研究第三世界的「異文化」。
美國，實用主義的學術傳統
Peter Manicas的文章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The American Model（1991）對美國學術傳統提出看法，他認為美國的社會科學是南北戰爭之后才誕生的，在此之前，美國是農業
社會，各州的自主權也比較稿，沒有性的學術科層組織，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不成熟的結果。南北戰爭后，因為聯邦權力的提稿，工業化的進展，讓美國企業開始認為新時代必須要有新
的人才政策，因此出錢出力敦促學校針對工業化與磚業化提出因應措施。
過去曾經閱讀Alfred D. Chandler Jr.關于美國鐵路興衰與企業興起的作品，或者Viviana A. Zelizer對美國人壽保險業的歷史論述，都可以看見Peter Manicas所描述的歷史路徑。他也認為
美國這種具有實用主義的學術傳統，一次世界大戰戰之后，因為美國成為強國，而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
歐洲，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
歐洲對于社會科學的傳統又是怎麼樣呢？Steve Fuller在Disciplines Boundaries and the Rhetoirc of the Social Science之中否定了社會科學的科學概念，他甚至認為社會科學本身根本
就是一種修辭（rhetoric），之所以成為科學是因為科學本身就是修辭。
Johan Heilborn 的作品The Tripartite Division of French Social Science: A Long-Term Perspective（1991）對于法國學術傳統的發展有詳細的描述。他認為大革命之后失敗的
（state），讓
知識份子對充滿了不信任，并形成傳統。Heilborn把法國的學術界傳統分成政治學、經濟學與人文學三個門類，他認為法國的政治學講的是技術官僚的養成。大學時比較政
治課本中提到的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ENA，就是法國官僚訓練的ABC基地，也使得法國的政治學幾乎都往公共行政的方向走。
另外一個學門是經濟學，Heilborn認為他是附屬于政治學下的一門學術，直到重農學派的出現后才稍具獨立性，但其核心關懷，仍是對于富國強兵的財富追求企望，都是屬于目的性的、技術
性的門類。他認為法國學術的傳統其實真正發達的，是人文學。
人文學并沒有明確的分科概念，無論在哲學、社會、
心理、人類學、建筑或者藝術，都可以看見法國知識分子對于根深蒂固的批判概念。法國學者多半傾心于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
的追尋或者理論的建構，而忽略在其中的
角色。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路徑，ABC具代表性的兩個分支，就是涂爾干社會學和年鑑學派，這兩個主張探索的主題，與相去甚遠。比如布勞
岱爾談的，就是地中海或者全球，在他的想法裡面，只是歷史的一環，而不是歷史的中心。
而正如被認為是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論述包山包海卻沒有田野那樣，現在的理論家也很難歸因這些路術究竟是在哪一個學門。我對這樣的想法也稍有反省，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法國
馬克思主義者像是Louis Althusser或者Nicos Poulantzas針對自主性的著作，其實就是以為核心關懷的論述，雖然他們的知識結構一樣包山包海、也一樣對充滿批判，但這些討
論終究是以為中心的討論，不過當然，其乃為抽象的，并非針對英國或者法國之類實際的，并且這個爭論，也是跨的歐洲學術論戰，而非針對法國政府的施政批判。
這種具有啟蒙傳承經驗的學術傳統，也含有對于現代性的渴望，雖然這種人文主義不一定是像美國那樣具有實用主義性的需求而來，但對于現代性的渴求與逐步的落實，本身也決定了人
文主義傳統的西方性格。十八世紀的歐洲人是自古以來對于自己的存在ABC疑惑的一群人，而這些人對于生命本身的疑惑，也開啟了世界走向現代性的大門，而有了于今西方主導的學術樣貌。
臺灣學術傳統的1945斷裂
那麼，臺灣呢？臺灣的學術傳統，確實充滿了美國的實用主義色彩，這和戰后現代化的渴求與美國勢力的擴張無疑有巨大關聯。但我很疑惑的是，很多人提到臺大的傳統，都會想到傅斯
年，問題是傅斯年既非臺大ABC個校長、也不是臺大戰后的ABC個校長。而談到清華大學，大家都會說到清華學堂、梅貽琦等天寶遺事，來證明臺灣的清華大學才是清華大學的正統。又比如
江宜樺在《自由民主的理路》中曾經提到臺灣政治舞臺上首度出現有意義的「民主」， 應該是在自由中國雜志上面。但我當然不可能相信戰前的臺灣人對于民主毫無寄望，畢竟早在1895年，
臺灣就有過一個不太臺灣也不太民主更不成國的「臺灣民主國」。
這些現象，都再在地顯示現在所談的臺灣的學術傳統，是繼承了中華民國法統而來的傳統，從清末談到當代，卻忽略了1945年臺灣曾經發生的斷裂。1945年以前的臺灣知識份子的樣貌，
為什麼今日如此模糊？為什麼讀到林獻堂和梁啟超在神戶針對議會運動的對話會感到震驚？為什麼聽到蔣渭水在「治警案」答辯中說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會震撼？這些戰前的知識份子
戰后都到哪裡去了？李筱峰的《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陳明通與吳乃德的作品「政權轉移和精英流動：臺灣地方政治精英的歷史形成」（1993），都對這種因為政權移轉而發生的知識與
精英斷裂，有精闢的描述或者說明。
除了政治迫害，語言的轉換所造成一整個世代的失語，其實也是這種知識斷裂的重要因素。而我認為，這種失語和結構所造成的文化霸權，雖然已經因為時間的關系而有所淡化，但即便
至今，仍然是臺灣社會在文化詮釋權力上的重大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所讀到的學術史，才會理所當然的忽視1945年的斷裂。想一想，其實學術這回事、或者說「世界觀」的形成，無
論在西方或者本土，其實都很政治。
后記
這篇文章是從2013年2/25和3/4兩天，黃應貴教授在清大人社院學士班開的社會科學導論課上，我的私人筆記和TA講稿重新整理而成，人類學并非我的磚長領域，裡面容有錯漏，也請不吝
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