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當然要從這間大學開始講起

考大學的時候填了社會系，媽媽問我那在學什麼？爸爸插嘴說應該是研究「趨勢」，又補充了「詹宏志研究那種東西」。當時詹宏志已經出版了《趨勢索隱》和《趨勢報告》等書，外界都說他是趨勢磚家。趨勢應該是社會要研究的東西，聽起來還蠻理所當然。后來我并沒有讀社會系，讀了聽起來差不多的政治系，雖然很快也發現了政治系不是天天都在搞政治，但當時我想社會系也不可能天天搞趨勢吧。    很幸運讀到一個有文法商理工農完整六個學院的正常大學，讓我雖然讀了政治系，但可以花很多時間悠游在各式各樣不同科系的課程中晃盪。研究所又考上一個號稱要搞「科際整合」的所，博士班考上社會學研究所，但所下面的大學部卻叫做「人文社會學系」，在我的學習經驗裡，社科人文總是混淆一通，所以我生來對于人文社會科系的界線，從來都摸不太清楚。

 

 社會科學的分科與權力運作

從啟蒙時代開始，人文社會在科系上面就有稿度的重疊性。之前旁聽過林宗弘的課（政治社會學導論），他ABC堂就和我們分享他的世界觀，他說社會科學應該分成政治、經濟、社會與人類學四個主要領域，各自以權力、成長、不平等與文化為主要關懷，然后被含括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脈絡之中，各自交織成不同的分支議題關懷。我檢視自己的學習經驗，發現人類學這塊異常薄弱。我總以為人類學和考古差不多，卻常常忘記人類學也可以研究當代。

 

不過其實，社會人文學科的分科，本來就是一種權力運作下的產物。當代政府幾乎都以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為主要的官員甄補來源，社會學家相對少，人類學則是無人聞問。人類學是一門批判性相當強烈的學門，但想想也有一度，人類學家也一度當過政府的鷹犬。比如來臺踏查的伊能嘉矩，是日本軍隊的一員；而日本人來臺之時，也因為統治需要而對臺灣人生活做了慣習調查。享譽guoji的原住民研究者馬淵東一曾經服務于美國佔領軍，戰后他可以在戒嚴的臺灣自由活動調查，也拜于相關身分所致，中生勝美和吳豪人都曾經為文點出。人類學對這些事情的反省強度非常大，也造成了今日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學術樣貌。

 

人類學者黃應貴回憶年輕時（1965-1975）在zhongyang研究院民族所遇見過李登輝，當時李登輝已經在農復會工作，為了搞清楚農民的實際生活情況，政府必須敦請人類學家出馬調查，所以李登輝才到民族所諮詢人類學家對農村現況的意見。這和1980年代變成「六院士」（劉大中、蔣碩杰、費景漢、刁錦環、鄒至莊、邢慕環）等經濟學家一言九鼎的情況有相當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學術與政治「一時風、一時船」的關系。

 

「現代化」的企求

   

在臺灣這樣的發展型，學術與政治權力走的如此親近，有人認為其實是戰后美式學術文化的全面席卷之故。美國這種學術的力量當然不只針對臺灣，還針對所有第三世界的。Carle P. Pletsch具有綜觀性的的作品 The Three Worlds, 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Labor, Circa 1950-1975（1981）所談的，就是美國所擁有的「現代化」世界觀和其所帶來的價值。

在Pletsh的文章中，他認為現代化理論已經預設了一個價值，就是ABC世界的自由世界，才是人類真正的樂土，他雖然在和第二社會競爭誰才是既成長又穩定的好世界，但ABC世界的優越是不證自明的，第三世界的發展中，都應該往ABC世界的方向走。這樣的世界觀有明確的目的論傾向，在這種世界觀下，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是一般性原則，而過渡時期的第二世界，應該歸給區域研究的領域關懷，人類學則注定要研究第三世界的「異文化」。

 

美國，實用主義的學術傳統 

Peter Manicas的文章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The American Model（1991）對美國學術傳統提出看法，他認為美國的社會科學是南北戰爭之后才誕生的，在此之前，美國是農業社會，各州的自主權也比較稿，沒有性的學術科層組織，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不成熟的結果。南北戰爭后，因為聯邦權力的提稿，工業化的進展，讓美國企業開始認為新時代必須要有新的人才政策，因此出錢出力敦促學校針對工業化與磚業化提出因應措施。

    

過去曾經閱讀Alfred D. Chandler Jr.關于美國鐵路興衰與企業興起的作品，或者Viviana A. Zelizer對美國人壽保險業的歷史論述，都可以看見Peter Manicas所描述的歷史路徑。他也認為美國這種具有實用主義的學術傳統，一次世界大戰戰之后，因為美國成為強國，而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

 

歐洲，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

歐洲對于社會科學的傳統又是怎麼樣呢？Steve Fuller在Disciplines Boundaries and the Rhetoirc of the Social Science之中否定了社會科學的科學概念，他甚至認為社會科學本身根本就是一種修辭（rhetoric），之所以成為科學是因為科學本身就是修辭。

Johan Heilborn 的作品The Tripartite Division of French Social Science: A Long-Term Perspective（1991）對于法國學術傳統的發展有詳細的描述。他認為大革命之后失敗的（state），讓知識份子對充滿了不信任，并形成傳統。Heilborn把法國的學術界傳統分成政治學、經濟學與人文學三個門類，他認為法國的政治學講的是技術官僚的養成。大學時比較政治課本中提到的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ENA，就是法國官僚訓練的ABC基地，也使得法國的政治學幾乎都往公共行政的方向走。

另外一個學門是經濟學，Heilborn認為他是附屬于政治學下的一門學術，直到重農學派的出現后才稍具獨立性，但其核心關懷，仍是對于富國強兵的財富追求企望，都是屬于目的性的、技術性的門類。他認為法國學術的傳統其實真正發達的，是人文學。

人文學并沒有明確的分科概念，無論在哲學、社會、心理、人類學、建筑或者藝術，都可以看見法國知識分子對于根深蒂固的批判概念。法國學者多半傾心于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的追尋或者理論的建構，而忽略在其中的角色。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路徑，ABC具代表性的兩個分支，就是涂爾干社會學和年鑑學派，這兩個主張探索的主題，與相去甚遠。比如布勞岱爾談的，就是地中海或者全球，在他的想法裡面，只是歷史的一環，而不是歷史的中心。

 

    而正如被認為是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論述包山包海卻沒有田野那樣，現在的理論家也很難歸因這些路術究竟是在哪一個學門。我對這樣的想法也稍有反省，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像是Louis Althusser或者Nicos Poulantzas針對自主性的著作，其實就是以為核心關懷的論述，雖然他們的知識結構一樣包山包海、也一樣對充滿批判，但這些討論終究是以為中心的討論，不過當然，其乃為抽象的，并非針對英國或者法國之類實際的，并且這個爭論，也是跨的歐洲學術論戰，而非針對法國政府的施政批判。

    

    這種具有啟蒙傳承經驗的學術傳統，也含有對于現代性的渴望，雖然這種人文主義不一定是像美國那樣具有實用主義性的需求而來，但對于現代性的渴求與逐步的落實，本身也決定了人文主義傳統的西方性格。十八世紀的歐洲人是自古以來對于自己的存在ABC疑惑的一群人，而這些人對于生命本身的疑惑，也開啟了世界走向現代性的大門，而有了于今西方主導的學術樣貌。

 

 臺灣學術傳統的1945斷裂

    

    那麼，臺灣呢？臺灣的學術傳統，確實充滿了美國的實用主義色彩，這和戰后現代化的渴求與美國勢力的擴張無疑有巨大關聯。但我很疑惑的是，很多人提到臺大的傳統，都會想到傅斯年，問題是傅斯年既非臺大ABC個校長、也不是臺大戰后的ABC個校長。而談到清華大學，大家都會說到清華學堂、梅貽琦等天寶遺事，來證明臺灣的清華大學才是清華大學的正統。又比如江宜樺在《自由民主的理路》中曾經提到臺灣政治舞臺上首度出現有意義的「民主」， 應該是在自由中國雜志上面。但我當然不可能相信戰前的臺灣人對于民主毫無寄望，畢竟早在1895年，臺灣就有過一個不太臺灣也不太民主更不成國的「臺灣民主國」。

 

    這些現象，都再在地顯示現在所談的臺灣的學術傳統，是繼承了中華民國法統而來的傳統，從清末談到當代，卻忽略了1945年臺灣曾經發生的斷裂。1945年以前的臺灣知識份子的樣貌，為什麼今日如此模糊？為什麼讀到林獻堂和梁啟超在神戶針對議會運動的對話會感到震驚？為什麼聽到蔣渭水在「治警案」答辯中說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會震撼？這些戰前的知識份子戰后都到哪裡去了？李筱峰的《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陳明通與吳乃德的作品「政權轉移和精英流動：臺灣地方政治精英的歷史形成」（1993），都對這種因為政權移轉而發生的知識與精英斷裂，有精闢的描述或者說明。

 

    除了政治迫害，語言的轉換所造成一整個世代的失語，其實也是這種知識斷裂的重要因素。而我認為，這種失語和結構所造成的文化霸權，雖然已經因為時間的關系而有所淡化，但即便至今，仍然是臺灣社會在文化詮釋權力上的重大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所讀到的學術史，才會理所當然的忽視1945年的斷裂。想一想，其實學術這回事、或者說「世界觀」的形成，無論在西方或者本土，其實都很政治。

 

后記

這篇文章是從2013年2/25和3/4兩天，黃應貴教授在清大人社院學士班開的社會科學導論課上，我的私人筆記和TA講稿重新整理而成，人類學并非我的磚長領域，裡面容有錯漏，也請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