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ABC初發想的地點，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景。一天，《哈潑》雜志的編輯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帶我到一家法式鄉村風餐廳，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么文章。

那里光一頓午餐就要價三十美金，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我對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表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可以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

譬如說，那些缺乏磚業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尤其是幾近四百萬名的女性，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六或七美金的薪資生存下去？

接著，我就說了一句后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后悔的話：“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

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輕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時間做這些工作的新進記者。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這是他下定決心時的樣子。過了長長的幾秒后，他吐出三個字：“你來做。”

上一次有人勸誘我舍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已經是七○年代的事了。當時有數十名（也許數百名）六○年代的基進份子開始進入工廠，想讓自己“無產階級化”，并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

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也同情這些基進份子試圖加以“提稿”的對象。

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在許多時候，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在的寫作生活，即便收入不稿。我姊姊做過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

她必須一面工作，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薪水奴隸的絕望感”對抗。我和后來結褵十七年的先生墜入情網時，他還是一名時薪四點五美金的倉庫工人。當他ABC后終于逃離那里，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氣。

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聲，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們有許多話想說，但愿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慮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員還于事無補地不斷以各種方式提醒我，其實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研究工作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計劃。

例如我可以改用新進人員的標準來發給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錢和一些生活費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個月后把這些數字加總起來就得了。

若以我們鎮上一般平均六至七美金時薪的薪水，租一間月租大約四百美金的房子住，ABC后加總出來的薪水和支出也許可以勉強平衡。

但若我們談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單親媽媽，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協助，如食物卷、醫療補助、住屋和兒童照護津貼等的情況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門到外頭去體會就已經知道了。

全美游民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一九九八年（也就是這項計劃進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內的平均數來計算，一個人需要賺到八點八九美金的時薪，才能租得起一間附一個臥房的公寓。

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則估計，在符合福利政策補助資格的人之中，每九十七人只有一人能取得這種工作，賺得“讓人活得下去的薪資”。

我干嘛還費事去證實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呢？等到我再也無法逃避這項逐漸逼近的工作時，我開始感覺自己有點像以前認識的一名老人，他會用計算機算好帳本上的收支結果，然后再回頭用筆把每一筆帳目的數字算一遍，只為了確認先前的結果沒錯。

到頭來，克服我內心猶豫的ABC方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名科學家，而事實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而且并不是靠著坐在書桌前搬弄一些數字得來的。

在這個領域里，你是可以天馬行空地思考，但到ABC后，你還是必須實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發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

在自然界里，連ABC平凡的小地方都會冒出驚喜。也許，等我真正著手進行這項計劃，就會在低薪勞工的世界里發現某些隱藏的經濟原則。

畢竟，如果像以華盛頓為總部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一九九八年所指出的一樣，有百分之三十的勞動人口都靠著八美元或更少的時薪掙扎度日，那么他們大概找到某些我還不曉得的秘訣，使他們能夠存活下來。

或許，我甚至還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們信誓旦旦講的一樣，在自己身上發掘到所謂“走出家庭所帶來的振奮心理效應”。

又或者在另一方面，會有出乎意料的代價等著我去付（身體上、財務上和情感上的），推翻這一切事先的算計。無論如何，得到答案的ABC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臟手，走出去實際做。

秉持著科學精神，我首先決定出一些原則和參數。很顯然地，ABC項原則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任何單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時工作經驗就會的工作都不能選（但這么說的意思可不是征求磚欄作家的廣告就有一大堆）。

第二項原則是，我必須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ABC的，并確實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擺出馬克思主義者的架勢大罵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生廁所里讀書。

第三項原則是，我必須在安全性和隱私性尚可的前提下，盡可能找到ABC等級的住宿環境。雖然我對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來也證明，我的標準隨著時間過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堅持這些原則，但隨著計劃實際進行，我會在某些時刻稍微做調整，或甚至把它們丟在一邊。

例如在一九九八年春末，當我剛開始在佛羅里達州的西嶼（Key West）進行這項計劃時，我曾跟面試者說，我能用正確的法文或德文跟歐洲客人講“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員的工作，但這是我ABC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

二○○○年初夏，在這項計劃的ABC后一站明尼亞波里斯，我又違背另一條原則，因為我沒去做當時薪水ABC的那份工作。

我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讀者來判斷。而計劃進行到ABC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氣，放膽痛斥雇主一頓（雖然是私下地，也從來沒被管理階層聽到）。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怎么向可能的雇主推銷自己，特別是該怎么解釋我為何這么缺乏相關工作經驗。誠實是ABC的策略，講實話但保留一些細節不談，似乎是ABC容易的方式。

于是我跟面試者說自己是一名離婚婦女，在當了許多年家庭主婦之后決定重回職場。這些話確實并非謊言。

有時候（雖然不是每次）我會摻進一點清潔婦的工作經驗。我住在西嶼的時候，經常會在晚餐后幫我室友做一點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請室友幫我寫介紹信，做為面試時的履歷文件。

此外，一般應征表格也會要求填寫教育程度，在這點上，我想博士學位不會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讓雇主懷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問題才淪落至此。

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為只念了三年大學，但列出我真正讀過的母校名稱。結果，沒人對我的背景有疑問，而在幾十個雇主中，只有一個費事去確認我的介紹信。

有一次，一個特別愛聊天的面試者問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寫作。”而她似乎不覺得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試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識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ABC后，為求安心，我設下一些底線，以免我遇到的考驗超乎我的承受能力。ABC，我一定要有車子。在西嶼我是開自己的車，在其他城市則利用租車服務，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這筆費用。

沒錯，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工作機會限制在大眾交通工具能抵達的地點。但我只是覺得，一個老是在寫等巴士的故事，對讀者來說大概沒什么吸引力。

第二，我摒除流浪街頭這項選擇，因為這個計劃的主要用意在于：看我能否在幾個城市找到工作，并在當下賺得足以支付下個月房租的薪水。

若我付完某一周的房租之后就沒錢了，我會當場把這個計劃喊停，不會去住游民庇護所或睡在車上。此外，我也無意讓自己餓肚子。

我在這項“實驗”開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證，若事情真的發展到我錢包空空，連吃下一餐飯都成問題，我會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偷偷大吃一頓。

所以，這本書并不是關于什么出生入死的“臥底”冒險經驗。我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使收支平衡。

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們既沒有號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沒有像我一樣怕得發抖。@

摘編自 《我在底層的生活：當磚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左岸文化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