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么比規劃發展策略更貼近這個觀察，但也沒有什么比這個更被忽略了。盡管我們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為借鏡，但我們從不費心去學習，而是毫無異議地接受盛行的神話，相信今天的富裕是透過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發展起來的。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在發展初期，幾乎所有成功的為了發展他們的經濟，都采取了一些保護、補貼和管制的混合措施。

我在ABC章討論到一些成功的開發中，從他們的歷史就可看出來。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章中所討論的，當今富裕的歷史也證實了這個論點。

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另一個教訓是，富裕藉由迫使貧窮實施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政策，已經“踢掉梯子”了。

已經穩固的，可不希望其他循著他們過去成功的模式，采用主義政策而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即使是富裕具樂部的新進會員，我的祖國韓國，也是依循這個模式。盡管韓國曾經是世界上貿易保護ABC嚴格的之一，現在也在世界貿易組織鼓吹大幅削減關稅，盡管還不算是自由貿易。

雖然一度是世界盜版王國，韓國對于中國和越南生產韓國流行音樂與電影的盜版光碟卻相當生氣。

更糟糕的是，韓國的自由市場商人，往往就是不久前才在他們原先的工作中起草和實施干預、保護主義政策的同一批人。

其中大多數人可能就是從盜版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里，學到他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學，而在閑暇的時間聽盜版的搖滾音樂、觀賞盜版的好萊塢電影錄影帶。

然而，比“踢掉梯子”更為普遍和重要的是歷史的健忘癥。在序言中，我解釋了歷史在漸進和微妙的過程中被重新編寫，以符合目前的自我形象。

因此，許多富裕的人民建議采用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因為他們真誠的相信，這些都是自己的祖先們為了讓他們的富裕所曾使用過的政策。

當貧窮抗議這些政策帶來傷害時，這些抗議活動通常以知識上被誤導，或是為腐敗的利用等理由遭到驅離。

這從來沒有發生在那些壞薩瑪利亞人身上，他們所建議的政策，和歷史所顯示的ABC發展政策，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

他們建議這些政策的意圖可能是可敬的，但其所造成的傷害，卻不亞于那些故意踢掉梯子的人所提出的政策建議。

幸運的是，歷史還顯示，成功表現得像個壞薩瑪利亞人，并非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歷史也顯示，如果開明的策略也可以維護自我利益，他們會選擇不像壞薩瑪利亞人。

這類情形發生在ABC近、ABC重要的事件是，一九四七年馬歇爾計劃的啟動以及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

一九四七年六月，美國放棄了先前刻意削弱德國經濟的政策，并啟動馬歇爾計劃【6】，輸入大量資金投入歐洲戰后重建工作。

盡管所涉金額并不算龐大，馬歇爾計劃在刺激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經濟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提供歐洲必要進口費用資金和基礎設施重建基金。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政治信號，顯示美國認為其他的繁榮，即使是以前的敵人，會有助于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也帶領其他富裕幫助（或者至少允許）貧窮透過主義政策來發展經濟。

經由一九四七年設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美國和其他富國，允許發展中比富裕更積極地保護和補貼其產品。

這和過去殖民主義與不平等條約時代，強迫發展中實施自由貿易的作法，是天壤之別。

這有部分是出于英、法這些殖民地的罪惡感，但ABC主要的原因是，全球經濟新霸權美國，對窮國的經濟發展有更開明的態度。

這種開明的策略結果令人驚嘆，富裕經歷了所謂“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三年）。

人均收入成長率在歐洲，從自由黃金時代（一八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點三，飆升至百分之四點一；在美國，從百分之一點八上升至百分之二點五；在日本，更是從百分之一點五飆升至百分之八點一。

這些令人驚艷的成長表現，是結合了低度收入不平均與經濟穩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發展中的表現也非常出色。

正如我在ABC章所指出的，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期間，當他們在“寬容”的guoji體系下采用主義政策時，按人均計算成長了百分之三。

這遠遠稿于“ABC次全球化”（一八七○年至一九一三年）時期，實施舊自由主義政策所達到的成長率；而且也是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成長率的兩倍。

有些人質疑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七九年間美國的慷慨行徑，認為美國之所以對貧窮友善，只是因為冷戰時期美國正處于與蘇聯對抗的局勢。

如果否認冷戰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重大影響，是有點不聰明，但這也不能阻止我們找出真正的原因。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強權盡管彼此之間競爭激烈，對于弱小的行為仍然極為惡劣。

我在前兩章所討論過的近期或久遠的歷史，將有助于了解我在以下章節所討論的內容。

我會解釋今天的壞薩瑪利亞人在有關經濟政策的重要領域──guoji貿易、外國投資規范、私有化、保護智慧財產權，如：磚利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是錯誤的；以及，如果我們要促進貧窮的經濟發展，他們的行為應該如何改變。我會對此提出建議。@(本文結束)

摘編自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博雅書屋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