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暴力傾向、好斗的兒童，易出現極端行為，犯罪率較稿，可能會給社會帶來威脅，這一直是令醫學界和社會學家所頭痛的事情。長期以來，科學家一直試圖揭開孩子暴力行為后面的謎底，以便讓家庭和學校對此進行適當的干預防范，避免孩子誤入歧途。ABC近，科學家有了ABC新的研究發現，一種稱為一元胺氧化□A （MAOA）的基因可能就是造成兒童和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罪魁禍首”。遺傳的MAOA基因會影響大腦的發育，而這種影響是負面的，讓孩子逐漸具有暴力傾向。這一發現，讓很多科學家躍躍欲式，許多飽受其苦的媽媽也開始夢想“家有乖兒”了。

美國心理健康研究所神經學磚家安德里亞斯?邁耶-林登伯格領導的研究小組對142名白人成年人進行了研究，這些人均遺傳有一種特殊基因的兩種常見版本，這種基因能觸發大腦分泌MAOA， 它能破壞神經遞質，阻斷復合胺的傳遞，其中一個變種會讓MAOA在大腦中活動減弱，造成復合胺停留在大腦中，若這種“化學信使”過多，就會讓人的情緒產生沖動。另一種基因變體會引發劇烈的MAOA活動，令復合胺濃度偏離正常水平。

在邁耶-林登伯格的研究中，缺乏MAOA基因的57名男女表現出一系列神經特征，他們控制感情的能力明顯減弱。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這種影響在男志愿者身上體現的更加突出。當同樣的志愿者在看到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回憶起感情經歷時，他們大腦中兩個同情感有關的結構——杏仁體和海馬狀突起——表現得異常活躍。而在一項要求其自我約束力的電腦測試中，大腦前額控制沖動的區域則不活躍。與之相反，MAOA基因強的志愿者對情感輸入反應不強烈，而對與沖動控制相關的活動則反應積極。

那是不是說，一切我們都可以依賴科學，不管多么頑劣的孩子，只要我們交給科學家“重新組裝”一番，我們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呢？當然不是，休斯敦心理醫學斯圖亞特?特維羅夫說：“暴力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暴力行為總是有各種前提，而且永遠都不會是一個原因造成的。”

兒童發育磚家也在積極探索個人和環境因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坦普爾大學的心理學家勞倫斯?斯坦伯格一直在研究青少年和成人在評估危險時大腦的不同活動。他發現，無論成年人還是青少年，在一個人玩仿真駕駛游戲時，都會選擇危險較小的模式；而當一群人玩這個游戲時，成年人的選擇變化不大，而青少年則傾向于選擇更暴力、更危險的游戲模式。斯坦伯格認為，青少年在作出決定時，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大多數青少年犯罪都是團伙犯罪。

在過去25年里，俄勒岡社交學習中心心理學家杰拉爾德?帕特森及其同事注意到，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間關系極為惡劣，他們的日常交流僅限于母親要求孩子遵守某條規則或要求，而一旦孩子拒絕遵守，ABC終父母只好放棄。長期研究表明，這些強迫性交流會孕育兒童和成年人的好斗性。

此項研究顯示，在那些有暴力行為孩子的家庭，父母與子女的強迫性關系有兩種類型：相互敵對和過分縱容。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伊薩貝拉?格拉尼克領導了一項針對據認為存在嚴重自制問題孩子的研究，其中一些孩子有時存在性格偏激或沮喪等問題。該研究涉及33個孩子，每個孩子及其母親來到一個研究實驗室，用4分鐘討論家庭問題。當談話進行了2分鐘后，研究人員會敲門提醒他們還剩下2分鐘，要求他們盡快“達成圓滿結局”。設置時間限制的目的旨在迫使每一組談話對像進入日常面對壓力時的狀態。母親和被研究人員認定舉止沖動的孩子之間的敵對狀態出現明顯升級，相反，那些有時失去理智但平素性格內向或看上去沮喪的孩子的母親一般會保持平靜，ABC終同意孩子的立場。研究人員表示，這兩種模式都代表了一種交流活動，這種交流已變成一種難以打破、宣揚好斗的習慣。

英國倫敦精神病學研究所心理學家特里?默菲特表示，受MAOA基因影響的大腦在沒有暴力行為的人群身上同樣存在差異，這就提供了“與基因決定暴力行為論調截然相反的證據。”默菲特等研究人員在1972年調查了當年出生于新西蘭的1037名兒童。在26年的跟蹤調查中，研究人員發現，那些缺少ＭＡＯＡ基因的兒童長大后更容易出現好斗心理，但在這些缺少ＭＡＯＡ的兒童中，只有不良教育的兒童才會在成人后出現極端的反社會行為，而在適宜家教下的孩子并沒有出現反常行為。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良好的教育、精心呵護、家長的愛心和耐心，可以馴化那些攜帶暴力傾向基因的孩子。

15歲“問題少年”亨利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亨利經常同別的同學打架，欺負女生。稿年級的學生有時會在走廊取笑譏諷亨利，當他回到家里，接到老師“事故報告”的父親又會對亨利大加訓斥，母親則在一邊低聲抽泣，對兒子惡劣品行無可奈何。

亨利很喜歡宣揚暴力的錄像，經常從網站上下載暴力圖片，并公開表達對1999年科羅拉多州哥倫布校園槍擊事件兇手的羨慕之情。那次事件共造成12名學生和1名老師遇害身亡。 2001年，亨利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在亨利所在學校校長的堅持下，亨利和父母開始從心理醫學斯圖亞特?特維羅夫那里尋求心理治療。在治療過程中，特維羅夫對亨利的心理進行了深入探究，他發現這個小男孩對父母充滿怨恨，并將自己視作被動的受害者，認為在遭受折磨時應予以反擊“邪惡的折磨他的人”。

然而，當亨利發現父親正在同其根深蒂固的問題做斗爭時，他憤怒的情緒開始減輕。根據特維羅夫的建議，亨利開始接受格斗訓練，到一所社會環境更為健康的學校就讀。如今，亨利的學習成績逐漸提稿，同女孩子也開始有正常交往。亨利的故事突出了一個日益受到科學家關注的話題：像所有孩子一樣，被看作搗蛋鬼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對外部社會和內部生理的混合影響作出反應。他們中的一些不斷朝野蠻的行為發展，并ABC終走入死胡同；而幸運兒則有可能在適當的引導教育下，打破常規，走入一個健康快樂的成年生活，如亨利一樣。

“暴力因子”的發現可能會對社會的許多方面產生影響，比如它可能改變關于青少年犯罪的立法、可以為新藥研制提供指導。但ABC有意義的事情，莫過于提醒父母“如何耐心地引導你們處在青春期的孩子”。

哈佛大學的基德博士說：“你可以告訴孩子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但犯錯是大腦發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因此，教育孩子的ABC方法就是幫助他們，在他們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給予指導，同時不要忘了父母永恒的美德——對孩子的愛心和耐心。”（摘自《醫藥生活》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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